□王承英

界溪桥位于长江中游的松滋河南岸，在湖南省澧县复兴镇界湖村与湖北省公安县章庄铺镇同心村的连接处。

循名责实，界溪桥处于湖南湖北地界，松滋河支流穿境而过，这座长约十米的桥因联通两岸而得名。桥的南边，曾有一片名扬湘鄂、繁华千年，长约三百米的街区。

界溪桥，沐浴过秦风汉雨，聆听过古驿道的“车声辚辚马萧萧”。它是楚文化进入湖湘的首站，是湘楚文化和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从秦风汉雨中走来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加强对帝国的控制与管理，仅用两年时间便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遍布全国的驿道网。《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

自此，一条连接大江南北的通道——涔阳古道应运而生。

涔阳古道北起界溪桥，南至兰江驿（今澧县县城），界溪桥是其重要节点。此后，界溪桥更是成为两条古官道的必经站点。据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湖南疆域驿传总纂》载，常德全境共有三条驿道，其中两条经过界溪桥，一条起自北京皇华驿（清代出京第一驿），沿河北、河南、湖北公安入湖南，经界溪桥向西南至贵州玉屏；一条起自湖南善化（今长沙）县，经界溪桥往湖北公安县孙黄驿。

如果说涔阳古道的出现，让界溪桥从乡野通往世界，由寥落渐入繁华，那么，进入宋代，界溪桥便迎来了满满人气和袅袅烟火。宋代商业繁荣、手工业兴盛，文学艺术和哲学蓬勃发展，社会结构和模式显著变化，城镇人口占比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至北宋宣和六年，人口规模已达到1.3亿。随着人口红利的到来和经济文化南移战略的实施，处于南北通道要塞的界溪桥成为直接受益者，人流、车马流、手工业技术流急剧上升，逐渐成为湘鄂边地的重要商肆所在，鼎盛时期，仅界溪桥街区的常住人口就逾千人。

从宋末战争到元末烽火，大量蒙古族人从北方故地向南迁徙，进一步壮大了劳动力队伍，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南北文化交融。

经历宋元的繁荣，涔阳古道已经成为中国南方的重要交通枢纽，界溪桥更是涔阳古道与长江洞庭水道交会的关键站点。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涔阳古道增设驿站，澧县顺林驿至公安县孙黄驿一线得到完善，界溪桥随之提档升级，路面宽度由平常的一两米间拓宽到三四米间。

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朝廷下令将湖广行省拆分为湖南省和湖北省，除学政设置、科举考试仍在湖北武昌（清雍正二年之后彻底分开），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完全分治。界溪桥作为两省接合部，“桥头堡”的地位开始凸现。

清光绪、宣统时期，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和芬兰基督教牧师先后来到这里传教，界溪桥进入世界的视野。

阅尽世事沧桑的界溪桥，见证过中国历史长河中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也留下了百姓艰难跋涉的步履。

宋辽金元时期的中原移民、明初的大槐树移民、清末太平军和湘军的征战队伍、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保家卫国的抗日将士、摧枯拉朽的南下解放大军等，都从界溪桥走过。

封建社会被贬谪南荒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如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王翰、秦观等，都是界溪桥的匆匆过客。

百卉千葩的文化记忆

透过历史的烟云，我们发现，界溪桥是蕴含着宗教文化、工匠文化、饮食文化、市井文化、神秘文化，为中华文化大厦注入过生动构件的文化地标。

这里包容并蓄，本土宗教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并存。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以后，凭借帝国主义强加给清朝政府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蜂拥进入中国。他们首先向中国人学习中国话，换上中国服装，再拜会官吏，结交绅士，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

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两名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由湖北汉口来到界溪桥。在他们眼里，这里有美丽的田园风光，是两省接合部、涔阳古道要塞，有安定祥和、热情好客的原住民，还有东西南北的过客。于是，两人决定租房设堂，开始传教。多年以后，他们还在街区西北面的缓坡地带上修建了教堂。

在这里，著名作家刘白羽有过一次难忘的遇见。他回忆1949年夏天随解放军南下，在界溪桥天主堂房内找地下党员谈话时写道：“那教堂的牧师是一个西班牙人……讲得一口湘北土话，他很客气地招待我们喝咖啡。”

这里的道教、佛教更加兴盛。街区北面北界山上的佛教、道教，街区西北面丘陵缓坡上的天主教、基督教，两大阵营暗自比拼。

活跃于民间的工匠文化，直接推动了界溪桥工商业的持久繁华，且从秦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文革”后期。

我小时候亲眼见过的铁匠铺、篾匠铺、裁缝铺、弹匠铺、鞋匠铺、木匠铺、染匠铺、油榨坊、阉猪佬铺、炒货铺、中药铺，还有皮影戏台，等等，数不胜数。

受到工匠文化滋养和工匠技艺惠顾的，不仅是本街区的居民，还有更多界溪桥南北两端的民众、涔阳古道上的车马人流。在街区工匠铺集中的中间位置，有一家从清末开始，火爆了一个世纪的铁匠铺。

雷氏三兄弟雷元松、雷元林、雷元庆跟着一个刘姓铁匠当学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打制的铁锹、锄头、火钳、镰刀等，畅销湘鄂边地。铁匠技艺讲究师徒传承，拥有拣料、烧坯、锻打、定型、抛光、淬火、回火、泽油等一整套工序流程。铁匠铺的炉火常年不灭，风箱一拉，炉膛内便会火苗直蹿。待铁坯烧得通红，便移到大铁墩上，两位师傅左右开弓，一人翻转铁器，一人抡起大锤，来回捶打，铁花飞溅，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引得无数人围观、欣赏。如今说起雷氏三兄弟铁匠铺，人们仍津津乐道。

饮食文化是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民族和地域最直观的象征和标识。

界溪桥的历史，是活生生的饮食文化不断展示的历史。这里，适应各路过客的普通饭铺和各种本土风味美食竞相呈现。现在风行于鄂南、湘北地区的很多吃法都是从界溪桥孕育出来的，这里仿佛成了一个地方美食的孵化器。

就说鱼糕吧，它是用剔去骨刺的鲜鱼肉和三粉、鸡蛋、猪油等原料一起磨成细泥，做成砖块样式，烹饪时切成片状或蒸或放入火锅，看上去晶莹剔透，闻起来香味扑鼻，吃起来柔嫩爽滑。前些年，我还建议他们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鲊肉是当年界溪桥人为涔阳古道的路人“量身定做”的，它可以存放较长时间，适合旅途享用。做法是把五花肉切成片，用磨碎的稻米拌和，放入适量的盐，置入陶罐，一周左右即可取出烹饪，烹饪时用小火双面慢煎，熟透后似金黄色锅巴，吃起来既香又脆。

粉皮也是千百年来界溪桥一带通行的吃法，我将它总结为“三合一”“一锅煮”。进入秋冬季，将苦荞、稻米按二比三的配比混合磨成米浆，用铁锅炕成薄饼后切成条状，晾干、收纳。食用时，将粉皮、粑粑、青菜各取一部分，依次放入开水中，加入少量盐，沸腾5分钟即可食用，烹饪简单方便，少盐少油（一般不用油），不需再配多少菜品。这种古老的吃法现在看来也十分科学、健康。

还有锅盔、炒米丸子、油糍粑、灌藕、红糖蛋等，目不暇接，不一而足。

如果你有时间找当地土著采风，他们如数家珍，可以一连串说出数十种风行千百年的“老字号”美食，让你直流口水。

当然，这些令人垂涎的美食，在如今的界溪桥，已经没有多少铺位、作坊承载了，但在界溪桥南北两端，在湘鄂接壤地区的寻常农家、集市餐馆，却随处可见。每年春节后，界溪桥及周边持续外出打工的人群，大包小裹里总会塞满家乡的粉皮、鱼糕、炒米丸子……即使漂泊异地，也能聊慰思乡之情。

白云苍狗，文化不朽

像松滋河秋后的流水一样，民国后期，界溪桥的热闹景致开始退去，“文革”后期几近落寞。界溪桥像一位完成战斗的士兵，解甲归静！

如今，界溪桥的“桥”，已由当年的木桥、石拱桥、青砖桥，重建为水泥桥，桥下的乌篷船已不见踪影。界溪桥的街区，只剩下十来户人家，千年瓦砾、残破的青石板、古民居遗址随处可见，近乎一片废墟。

行走在千年沧桑的界溪桥，我不禁想起晚唐诗人杜牧“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还有宋代诗人张昪“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的诗句，心中涌起一阵惆怅。

回首秦风汉雨掠过的界溪桥，中西文化的碰撞共生、南北文化的交融发展、依水而居的生存法则、涔阳古道的联通穿越，等等，是它像长明灯火千年不熄的关键，反过来，也正是这些要素或流逝或变换，“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时代结束，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出现，界溪桥便成了今天的模样。

陵谷变迁，物是人非，但精神、文化是永恒的。

当年活跃在街巷里、桥两端的两湖先人早已作古，数不胜数的工匠铺、美食作坊不见踪影，那些揽客的吆喝声、商肆里讨价还价声已经远去，他们或归于泥土，或随风而逝，而那些民俗民风、传统技艺、特色美食，大多还存活在今天人们的生活里，游走在湘楚文化、湖湘文化的广袤乡野。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依托的是灿烂的中华文化，而连续性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关键。这种连续性就是中华民族自觉的传承意识及其实践。因此，中华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逻辑：个人或群体创造的文化被保留、传承并影响后人，后人的灵感被激发，赋予再创造，传统文化因而成为新文化生长的土壤。这样循环往复，持续演进，显示出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今天的界溪桥，直观的繁华景象不再，但它承载着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蕴含着个性鲜明的地域特色。作为有着深刻历史印记的界溪桥，即使这片土地老去，但它的文化脉动还在继续。它会以洞悉古今的历史换位，用寸积铢累的文化积淀，去承担新的使命，去标示它接续的存在。